这句话彻底推翻了以前对义的认识，而将它定为爱的反义词，恶、恨！
这一个推翻，可了不得，不仅是儒学有可能全部推翻，重新认识，连民间的一些说法也要推翻，比如义气，哥们，你对我仗义，好了，不是对我好，讲信用，而是你对我很恨很反感，恨恶！郑朗索性停下来不讲，等大家议论完了，再发话。
有很多大儒不服气的责问。
郑朗也不回答，等问得差不多，才拱手道：“听我说一句，我还没有讲完，讲完你们再交流或者指教我不迟。还有，我讲的是夫子之道，非是墨子兼爱。请稍等一下，很快我就将它讲完。”
不管承不承认，也确实要等人家说完了，才能辨。说了半句就辨，也没有这个理儿。人群渐渐平息起来。
“如是言？夫子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唯仁人为能爱人，能恶人。”
仅一句话，反对的人没有声了，一句出自论语，一句出自大学，全部是孔夫子说的。
“故《国语》曰，爱而不仁，又曰仁而不亲。此仁乃仁义也。置于天地，云孤阴不生，孤阳不长。爱而不义非爱也，仁而无义非亲也。墨子云，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是故诸侯相爱，则不野战；家主相爱，则不相篡；人与人相爱，则不相贼；君臣相爱，则惠忠；父子相爱，则慈孝；兄弟相爱，则和调。天下之人皆相爱，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傲贱，诈不欺愚，凡天下祸篡怨恨，可使毋起者，以相爱生也，是以仁者誉之。此迂阔言，孟子作恶语曰，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是禽兽也！”
这一段说有爱有恨，才是对的。若象墨子那样干，将人家的国家当作自己的国家一样爱戴，将别人家当自家，别人当自己。这才是仁。天下有这理么？所以孟子说，是无父之言，是禽兽之言。
事实也不能这样玩，比如作为一个宋朝人，能将契丹当成自己祖国吗？
因此仁不但有爱恶，还有敌我。这种仁才能丰满起来，然而后来的人呢？一起被忽悠住了，全部成了傻蛋，不但将此仁变成了墨子那种迂阔的仁，还有什么以和为贵啦。
这才是让人最痛惜的地方。
至此，郑朗已隐隐接触到他所在说的仁义核心。也没有看下面满是惊疑的人群，继续念道：“故齐王垫问曰，士何事？孟子曰，尚志。曰何尚志？曰仁义而已矣。孟子又曰，王何必言利，亦有仁义而已矣。何为义？”
刘处身边一个小吏问道：“少监，不是恨与恶吧？”
“听他言……”刘处继续摇头。
“《中庸》曰义者，宜也。上古文字始创，字稀也。先有骨文、钟鼎、大篆、小篆也。”说到这里，抬起了头，道：“何宜为义，等一下我再说，大家看一下骨文宜的写法。”说着将宜字的甲骨文抽出来，传递下去。（奶奶的，甲骨文打不出，复制也不行，大家有空自己搜一搜。）
“今之宜，安居所也。上古共产均富，所出之瘠也，故俎肉匀之。其义或祭祀也。此为一宜，二宜也……”又传下去一个宜字，这一回在原来的宜字上又加了一把刀字。继续念道：“是故多有钟鼎，曰宜太牢，宜一宰云也。”
这个宜不仅是割肉，还是杀牛杀羊，甚至杀人的。
甲骨文现在无人考，可钟鼎文有人研究，验证并不难。
想要推翻郑朗的话，除非从甲骨文或者金文（也就是钟鼎文）上找出另一个义字出来，这是不可能的。就是找出来，中庸上义者，宜也又如何解释，难道说孔夫子说错啦？
但承认了郑朗说的对，那么有可能整个儒学都要推翻重写。
这才是刘处不能言的地方。
现在对甲骨文与金文考证还没有那么严谨，所以后来董仲舒犯一个严重的错误，将义曲解，这一曲解，又导致了后人曲解。
两个宜字传下去后，全场鸦雀无声，静得连根针落在地上，都有可能听到。
冯元记录的手都开始略略颤抖起来，一旦今天让这小子说法成立，以后儒学怎么办？
“义所出者，是于战国中期也。先以仪为宜也，仪行者，义行也，容烈血之威威含嘉彰，始代于仪。墨子又曰，义耳义耳，焉用言至哉，义者，利也，君子不耻！孟子则不然，曰，侧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人皆有所不忍，达之于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为，达之于其所为，义也。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礼记》曰，义者，仁之节也，仁者，义之本也。夫子曰，上好义，****莫敢不屈。此义，非乃墨家兼爱者，善有赏，恶有罚，道德辅之，王化之道也，故****莫敢不屈，否之，何屈乎？故君子以直报恶，何谓直，义也、理也、德也。”
这样说，就将仁义讲清楚了。不是墨家那种滥老好人，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你打了我，我先与你讲道理，还不行，再报之德，再不行，大家PK吧。但要反击得光明正大，伐正义之师。
治国也是如此，以道德化之为主，辅以奖罚，这才是孔夫子没有讲出来的话。
是不是如此呢？不好说，其实孔子这个义说得很模糊，也许意识到了，丢了许多话尾巴，但没有认真去解释，倒是孟子说得比较清楚。也仅仅是比较二字，还没有郑朗今天说得清楚，直接来一个定位。
可同样不能否认，郑朗这些话都是从孔孟的言论当中延伸出来的，细思之，确实有此意。
“仁者，乃侧隐之心，义者，乃羞恶之心。故仁者，乃义之本也，义者，仁之节也。是故《逸周书·本典》云，能收民狱者，义也。易曰，理财正辞，禁民为非曰义。荀子曰，夫义者，所以限禁人之为恶与奸者也。《礼记》又曰，大夫强而君杀之，义也。除去天地之害，谓之义。是故庄子取之，云所谓仁者，同好者也，所谓义者，同恶者也。此乃儒家仁义也。”
这里的义不仅仅是与仁的对立羞恶心，还是一种刑罚，甚至刑杀！
但不是郑朗说的，也不是从甲骨文中考来的宜、仪、义，是周朝礼官说的，孔子说的，荀子说的，孟子说的，庄子说的。
随便搬出那一个出来，都将下面这群人活活给砸死。
“法家苛刻，以惩治民，故秦亡于二世也。道家消积，追求飘缈，故寻于神仙之道也。墨家迂阔，亡哉，久矣。唯儒家仁义之道，长存于天地之间，奉为国家宗教也。”
也就是法家太苛刻了，不是治国之道，只能被统治者借鉴，道家太消积了，只有用它来修练神仙的法门，但这是好话还是歹话呢？墨家根本不可取，所以很早就消失不用了。只有儒家才是治国的法门所在，也是国家之道的宗教。
“圣人义，何曲解此？董仲舒也。春秋之所治，人与我也。所以治人与我者，仁与义也。以人安义，以义正我，故仁义为言，人也，义之为言，我也。义者谓宜在我者，宜在我者而后可以称为义，故言义者，合我与宜以为一言。以此操之，义之为言我也。”
这一段话是出自董仲舒《春秋繁露·仁义法》。在这里，他将义抽象成“人与我”的关系，更上升到道德的高度，而抹杀了义原来与仁的对立性，与刑杀刑罚的性质。
自此以后，仁义变了味！
“董儒曲之，国者困之罚，无仁义用也，于以法家里，儒家表，一误千年，诚为可恨也。”
正是因为董仲舒的错识，仁义是好的，爱人嘛，但仅靠爱人怎么能治理国家呢？只好用法家的一些理论，作为国家的里子，辅以儒家的道德治国。何必如此，事实儒家也没有反对刑罚，但比法家更进步一些，以道德爱人化人为主，以“义”为节，这才是儒家的王道。
实际上也没有多大区别，现在的统治者还不是这个政策？
但这样一讲，就能更清晰一些，并且明确了治、爱、化为本，义为辅的开明政治，同时也不需要羞答答的以法家为耻，不好谈论。
就是这个细微的区别，却有可能产生一个巨大的进步。
合上纸，实际根本没有看，以他的记性，还能说错吗？
然后再次鞠躬，道：“我岁数小，或者见识粗陋，还望各位包涵。”
说完了，带着两位小美妹，就离开了。
可在下面听的人，却没有一个人离开，也没有一个人发出声，一个个全部听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