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大萧条时代的美国人会一边把牛奶倒进阴沟，让庄稼烂在地里，一边却又在成千上万地饿死？
因为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从本质上来讲，跟过去人们印象中的天灾是截然相反的——不是因为自然灾害和战争毁坏了太多的东西，导致剩下的东西不够那么多人分配；而是恰恰相反，因为资本家生产了太多的东西，却没有那么大的市场需求，这才导致了商品积压、资本主义生产链条挤爆的“富裕病”！
经济危机的本质，就是少数人占有多数财富，导致多数人缺乏购买力，需求不足——自从19世纪初工业革命完成之后，工人开始能够造出远超过自己基本需求的物资，但是饱受压榨的他们却消费不了这么多东西，于是人类就开始不停地担心生产过剩——每一次生产过剩的总爆发，就意味着经济危机的再次降临。
而当时的资本主义国家要解决经济危机，通常只有两条路，一种办法是用战争打开新的市场——比如说鸦片战争，可惜等到整个地球都被卷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之后，就再也没有新的市场可供开拓了；另一种办法是用战争来消灭掉一部分生产力——比如说两次世界大战……说起来，这事情怎么看都挺疯狂——不是像古代游牧民族一样，为了获取生存物资而不得不进入农耕地区掠夺财物；而是因为生产的东西太多了，各大强国就要彼此开战。用老百姓的性命来消灭掉多余的生产力，回头好让资本家继续发财？！！
但是没有办法，早期版本的资本主义就是如此的荒诞——荒诞到了要用人命来消耗多余财富的地步！
又或者。是荒诞到了要靠自家女人的卖身皮肉钱，来弘扬军威、征服世界的程度……
“……唉，正所谓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在这个阴霾笼罩的悲惨世界上，无论哪里都没有幸福安乐的天国。纵使是列强又能如何？别看日本人如今在中国的土地上何等嚣张，他们在自己国内同样是过着民不聊生的日子！底层士兵被一封明信片强征去‘效忠天皇’，乡下的家里没了撑大梁的主要劳动力。只好把女儿卖进青楼花街，甚至一路转售到南洋和上海……要不然，这大上海的青楼里。哪来的这许多日本姑娘？”
关于不幸的话题说到最后，王秋也随口插了几句，“……说不定正当某位日本士兵在中国的土地上烧杀掳掠的时候，他的姐妹甚至女儿却在上海的堂子里脱光了衣服。被咱们‘支那人’千人骑万人跨呢！”
然而。在这些看着很像菜鸟的地下党成员们，滔滔不绝地谈论完各自的悲惨经历之后，王秋等诸位“未来同志”还没来得及转到下一个话题，他们却又话锋一转，谈论起了北方的苏联和国内的各个红色根据地。
——根据这些地下党人的描述，在这个被战乱、贫穷和经济危机折磨的世界之中，只有苏联这个“天堂”才是人类适合生存的地方。那里没有战火动荡，没有经济危机。没有失业狂潮，每个人都有饭吃。有房子住，甚至还有医疗保险……所以苏联驻美国的大使馆门外排着长队要签证，一年就有十万技工移民苏联。中国人若非实在没有门路，恐怕也早就想“投奔天堂”了。
至于国内的红色根据地么，条件自然就要艰苦得多，还得承受反动派的一次次残酷围剿。但至少那里废除了剥削制度，老百姓有田地，有希望，有公正——很多人都开始后悔，自己先前没能跟着党中央一起从上海转移走，以至于只能继续在这里受活罪。如果能够到苏区去的话，某某人可能就不会过劳死了……就算是为了保卫革命成果而战死沙场，至少也要比窝窝囊囊地在资本家的工厂里活活累死要强……
……好吧，确实，当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都因为财富太多、需求不足而陷入大萧条之时，公有制的苏联却可以在无视利润的情况下，不断地扩大生产。因为在公有制之下，企业在造出产品之后可能为任何原因发愁，比如质量、款式、功能等等——粗大黑硬的苏联货在这些方面确实都很糟糕——但最起码绝不会因为而造多了发愁：大不了直接当福利分配给老百姓，反正不必计较利润。这种做法或许会浪费资源，或许不符合市场规律……但就是可以分配掉产品，不会因为生产出太多的东西而陷入经济危机——这使得苏联的工业实力每过五六年就能翻一番，同时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却在不断地把工厂废弃……就在这西方世界衰败萧瑟、哀鸿遍野的悲催年代里，苏联却逆流而上，一跃成为了世界第二工业强国！
因此，跟大萧条时代几百万无业盲流跟蝗虫似的一个州一个州乱转，七千万人吃了上顿没下顿，退役老兵在华盛顿被屠杀的美国相比，苏联公民在计划经济之下享受的配给制生活供应，怎么看都算是非常幸福了。而若是跟如今烽火连天，饿殍遍地、民不聊生的中国相比，如今人人都有工作，有饭吃——即使饭菜比较差，但别忘了此时的中国不晓得多少人没饭吃呢——的苏联，更是绝对称得上人间天堂。
——此时的乌克兰大饥荒早已结束，苏联公民每天都有六百到八百克的面包定量配给，比当时绝大部分的中国人强多了。至于传说中无比可怕的大清洗则还没有开始，基洛夫同志还活得好好的呢。
但是，如今的各个红军根据地……就算不考虑敌人围剿的问题，也绝对不是适合这些人生存的地方。
“……咳咳，虽然很不想打击你们的革命积极性。但为了防止你们因此而吃亏，我还是实话实说吧！”
王秋挠了挠鼻子，开口说道。“……当初没有跟着党中央一起撤到苏区，对于你们个人来说，或许还是一件比较幸运的事。否则的话，以你们如此复杂的出身成分，恐怕至少有一半的人都会成为肃反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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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肃反、整风、文革……在的党史上，这是三个既让人厌恶反感，又让人毛骨悚然的名词。
而在这三者之中。早期的肃反显得尤为疯狂、血腥和残酷——有位刻薄的右翼知识分子，曾经颇为精辟地总结说：肃反的核心是杀人；整风的核心是洗脑；文革的核心是整人。
由此可见，如果说整风算是严厉的教育。文革算是有点过激的文斗，基本只是精神上挨整，没有从上消灭——忍受不了凌辱而自杀则是另一回事……那么肃反就是屠杀了，简直可以用草菅人命来形容：
——怀疑。酷刑。屈打成招，胡乱咬人，再把被供出的人抓起来严刑拷打，招出更多的人，再抓更多的人来严刑拷打……如同传销一样，下线越来越多，内奸越抓越多。许多人明知不交代是死，交代了也是死。但由于实在是忍受不了极其残酷的肉刑折磨，只求快死。于是便无奈认罪并胡乱咬出别人。
因此，鄂豫皖苏区进行的肃反，使得有些地方的村苏维埃主席换一任杀一任，一年内换了四、五任。红二十五军原有万人，43天的肃反过后仅剩下了6000人。湘鄂西苏区的肃反使5万多红军减员为4000人，杀得只剩下5个党员，没有士兵愿意提干当班长，更不敢入党……
既然后果如此严重，早期为什么要肃反？要用疯狂砍杀自己同志的办法来维护“党的纯洁性”？
这里面主要有三层原因：
第一，当时红军草创，指挥系统紊乱，党政军系统的成分全都十分复杂，其中确实是混进去了一些投机分子和国民党特务。在围剿战争之中，红军和游击队的据点，常常被告密失守，一些为苏维埃工作过，或参加过拥军支前，甚至参加过助耕队的农民，也常被叛徒告发而遭受杀身之祸。
另外，随着“清剿”的深入，国民党为了“斩草除根”，预防回来再设据点，派出了一些特务潜伏“匪区”，给根据地的游击斗争增添了困难。比如说，张国焘就在鄂豫皖根据地破获了一个国民党特务组织，计划是要伪装成伤兵混入红军后方，爆破红军的战地医院，还得到了另外一些内奸的配合。
——坚固的堡垒多半是从内部攻克的，艰难困苦的斗争形势和随时笼罩的死亡阴影，使得早期的红军多次发生叛变、逃亡事件，给部队和组织一次又一次地造成了严重损失。
而极度严峻的战争形势，更是大大加强了红军领导者的忧患意识。因此，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彻底排查清理队伍自身，就成为了许多领导人的第一选择，肃反这种特殊斗争形式也就出现了……
所以说，肃反并不完全是捕风捉影、无中生有、罗织罪状，而是有着一定事实依据的。
第二、早期还很不成熟，不知道党内斗争要留有余地。加之很多品行不好的领导干部在执行肃反任务时趁机铲除异己，胡作非为，大搞逼供，从而造成了肃反的扩大化。很多出身白军的干部在被杀时旧根本没有任何借口，理由只是他们立场不坚定，杀了保险……更别提在有的根据地里，居然是由潜伏的国民党特务在主持肃反……最终折腾出个什么局面，自然可想而知。
第三、任何组织都无法避免内部的派系斗争，而也不例外——土地革命战争前期，党中央依然滞留在上海，跟散布在各处穷乡僻壤的红色根据地长期脱节，让中央和地方之间产生了无数的矛盾和冲突：地方红军认为从中央空降下来的特派员在瞎指挥乱弹琴；党中央也因为地方红军的公然违令而暴跳如雷……于是就互相用简单粗暴的甚至是血腥的手段来对待不同意见者，使得很多英勇的红军战士没有死于敌人枪口。却死于自己同志的屠刀之下。
更要命的是，这种做法会让始作俑者有着一种上瘾的感觉，再加上无数人趁机公报私仇、滥用职权……闹到最后已经成了一笔糊涂账。根本说不清楚谁是谁非，而躺着中枪的小人物更是数不胜数。
所以，对于这些出身背景复杂的菜鸟地下党而言，肃反时期的苏区说不定会比白色恐怖的上海更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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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听了诸位“未来同志”对苏区肃反的描述，再结合之前隐约听到的一些不好传闻，还有国民党当局一些原本被认为是“诽谤”的公开宣传……诸位原本对“无产阶级天堂”充满美好遐想的地下党人，一时间不由得大为沮丧。颇有些理想幻灭的绝望感。
倒是刚刚从顾曼莎家里赶过来的胡德兴总政委，对这事看得很开：革命都是这样的，法国人在十八世纪末玩革命的时候。不也是一样的党同伐异，杀得个人头滚滚、天翻地覆？而苏俄革命似乎也同样如此——没看到“红军之父”托洛斯基如今落到了个什么下场？只有对自己够狠，才能对敌人更狠啊！
“……同志们，这个世界上没有天国！有人的地方就有组织。有组织的地方就有斗争。这是根本就没有办法避免的事情，你们在工厂里，在村子里，难道就没有遇到过拉帮结派的情况？我们的党也是由凡夫俗子组成的，也一样有打击报复，有勾心斗角，有吃里扒外，有栽赃陷害。不管哪朝哪代的官场都是如此……真以为只要喊一声同志，人家就把你当成‘无产阶级兄弟’来照顾了？口号归口号。现实归现实啊！”
而王秋等人也赶紧改了口吻，宣称：“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不能因为眼前的一点困难，就怀疑、退缩和放弃……”然后又表示搞肃反弄得这么夸张，也是跟国民党这个坏典型学到的错误思想——当初他们搞清党分共，“宁可错杀一千，不可使一人漏网”，可是一口气就冤杀了几十万的自己人。之后的各类冤案也是层出不穷，经常有人因为各种匪夷所思的理由，被硬是扣上了“共匪”的头衔。
比如说，在如今的海南岛上，就有个黎族的奴隶主大少爷，论阶级出身那真是反动的没话说，论思想也谈不上进步，但因为得罪了人的缘故，却硬是被国民党扣上了共匪的帽子，先是干掉了他的老爹，然后又把他的寨子当成红军根据地来围剿……到了这一步，这位大少爷就是不想革命都不行了。
“……按照我们的那个历史，这个‘红色奴隶主’将要被一直围剿1943年冬天，也就是九年之后，才会跟党组织正式接上了头。而在此之前嘛……这世上有‘无产阶级奴隶主’这样奇怪的东西吗？”
王秋摊了摊手，对听得发愣的诸位地下党如是说——论起比烂大计，国民党可是甩开咱们十条街呐！
——早期的红军之中，确实有很多人并不认同理想，甚至是属于思想极为顽固腐朽的反对派，但却让当权的仇家给栽赃陷害“被共党”了，这才不得不上山扛起了红旗……据说有好些挂羊头卖狗肉的“红色根据地”，最初都是这样被国民党给人为炮制出来的，说是为渊驱鱼、火上浇油也不为过。
但是，等到这帮极不可靠的家伙们打起了红旗之后，就该轮到方面感到头痛了……
最后，杨教授说了这样一段总结的话：
“……同志们，这世上的一切都借希望而完成：农夫不会剥下一粒玉米，如果他不曾希望它长成种粒；单身汉不会娶妻，如果他不曾希望有孩子；商人也不会去工作，如果他不曾希望因此而有收益。你们之所以投身革命，也是因为你们自己想要拯救中国……既然如此，又何必因为其他革命者的错误而动摇呢？”
——初生的红色政党固然并不完美，但是除此之外，也确实是没有更好的选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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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在注射了链霉素之后的第二天，顾曼莎就清醒了过来。似乎是因为抗生素在这个时代从未被用过、疗效特别好的缘故，之后又过了两个礼拜，她居然已经基本康复了。
与此同时，王秋等人却是被萧瑟女士给逼迫得没办法，只得捏着鼻子踏上了寻找“北京人”化石的旅途……而之前白拿了许多经费的胡总政委，似乎有些过意不去，说是自己曾经在北平待过几年，地头熟，人脉广，能帮得上忙，于是也带着几个失业的地下党和刚康复的女弟子顾曼莎，跟着王秋等人一起北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