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江东六十四屯事件发难之时开始，总参一直就在评估对俄作战的各项事宜，逐鹿行动作为国策行动，几十万大军，数十亿财富牵扯其中，涉及到的问题哪个方面都不容忽视，一不留神，很可能给全局行动带来灭顶之灾。
所以，吴俊升的部队被选中作为对俄攻略的第一枪，除了吴俊升本人的特点，还在于他的部下，都是在黑龙江历练过的，有丰富抗寒经验的将士。而且，即便这样，开展第一场行动时特意挑了4月份，严寒已经过去，春季就要来临，气候转暖的好时候。
到了蔡锷率领中线出击的时候，已经到了6月光景，算是一年中天气较好的时候了。所以，虽然对俄攻略似乎时间拉得很长，但每一步行动都是有计划的。
4月国防军在江东六十四刺激，5月份俄国做出反应，6月份中线出击，7月份中俄达成谅解……随着俄国公开拒绝履行合约，西线向中亚挺进，而中线和东线则开始了有条不紊地应对。
在俄国作战，第一个不得不面对的敌人就是严寒。西伯利亚吹来的寒流，可以很轻松地将温度降低到零下40度。在这个温度，凡是含有水分的食物，包括肉类、鱼、米饭等一切东西，都将变成一块块硬邦邦的大石头，根本无法食用。暴露在寒风中的双手，哪怕是只离开手套几分钟，都会被冻得僵硬，再时间长就是冻伤乃至于不得不截肢。总参事先已经考虑了这种情况，故而逐鹿行动悉数抽调北方士兵，但中国出了蒙古和黑龙江有如此严寒的气候外，其余哪怕最寒冷的天气也不能与之相提并论，因此，1916年的冬天则成为最好的适应期。
第二个不得不面对的敌人就是补给。为了补给，总后和总参经过详细规划，制定了长长的兵站补给线。东线的补给基地设在沈阳。从沈阳开始，在国境内的，靠近大城市，可以依托铁路的，每200公里设置一个中转站，离开铁路之后，则是每50公里设置一个小兵站，每100公里设置一个中兵站，每200公里设置大兵站。小兵站以排级兵力驻守，中兵站以连级兵力驻守，大兵站则以营级兵力驻守。
各兵站之间除了电话之外，还在中级以上兵站配置了无线电报，方便信息传递。按照规划设置，小兵站应该能够满足团级兵力1日份或者营级兵力3日份的补给，中兵站能够满足师级兵力1日份或者团级兵力3日份的补给，能提供简单的医疗服务，大兵站不仅能够满足师级兵力3日份以上的补给，而且能够提供包括装备修理、危重病人救治等全面服务。
中线全部在蒙古境内，兵站分布几乎与此类似，从张家口一直延伸到恰克图。好在经过赶工，漫长的铁路线已经完工，设置补给点便显得尤为方便。不过，考虑到蒙古地广人稀以及俄军可能针对性地入境破坏铁路，兵站设置的密度虽然降低了，但兵站拥有的兵力和防御体系却额外加强了。
第三个不得不面对的敌人就是交通。远东地界，素以地广人稀出名，除了一些战略要点，几乎就是大片大片的无人区。这样的地理情况，固然有利于部队行进的隐蔽，但反过来也带来了交通不便、地形不熟的情况。经过1916年长时期的适应与勘察，部队已经基本熟悉了这样的作战环境。
很多人原本对总参的持重并不放在心上，以为太过于注重了，一年半载的适应时间，不仅看起来偏久，而且很容易暴露目标，等到了实地观察之后才明白总参和秦时竹的良苦用心。对俄国的战争，不经过长期而又充分的准备，是很容易犯错误的，这和国内战争压根就是两回事。至于泄密，逐鹿计划本身就不可能完全保密，而现在拖了这么长时间，外界也揣测不出国防军的具体动向和战略目标。
等到1917年1月份对俄国下达哀的美敦书，敦促俄国临时政府履行相关义务的时候，国际观察家早已经把注意力放在了国内的那些帝俄固有权益上了，俄国在华租借地、租界和附属地被强制收回，行政当局被中国勒令解散，驻军一律被解除武装后押解回国，庚子赔款虽然还没有明确说取消，但已经停止偿付，取消不过就是名词罢了。原有被俄国侵占或者各种各样借口掠夺的产业，陆续查封并准备发还原主。一句话，俄国通过种种不平等条约加在中国人民身上，体现在中国国内的那些侵略权益已经为中国政府扫荡一空，那么，作为必然的逻辑推论，原有被沙俄割让而去的国土也成为有识之士关注的目标。
报界舆论已经隐隐有这种倾向，谓现在世界，不过就是弱肉强食，丛林法则。俄国昔年乘我国内忧外患（太平天国举事和第二次鸦片战争），从我国攫取了大量领土，现在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轮到俄国面临内忧外患局面了（革命暴乱和德国军事进攻），夺回失去领土天经地义。中俄之间的边界现状，最起码也要恢复到《尼布楚条约》时代，个别激进的指出，即便是尼布楚条约，也算不上真正的平等条约，因为沙俄原本是欧洲国家，和中国根本不接壤，势力不越过乌拉尔山，而大明努尔干都司的控制领域以及蒙古在北元时期的控制领域，都毫无例外地证明贝加尔湖（北海）就是中国的固有领土，别的不说，光是苏武因为匈奴在北海牧羊的传说就是一大有力例证。
在民心士气上，对俄征战、收复故土已经成为一股强大的潮流，这种民族主义浪潮在对德、对日争取收回不平等权益获得成功之后，愈见明显。
在外部，虽然驻华的各国外交官都“惊恐”地注视着中国军警对俄国势力的驱赶与毫不留情，这简直堪称是文明的“义和团排外”，但是，和庚子事变大为不同的是，不但中国不是那个积贫积弱的中国，便连各国也不是那些个能组成联军的各国——欧洲诸强，正为了霸权在殊死搏杀，哪里顾得上远东的动静。
朱尔典在日记中悲哀地写道：“中国近日对俄国的举动，将来料必会发生在其他各国的身上。虽然中国的强大与崛起似乎已经不可遏止，但如此蛮横的报复心态和践踏国际条约的行径，不能不引起文明的欧洲国家的普遍关注。遗憾地是，现在欧洲各国陷于欧战泥潭，无力对远东局势施加影响，甚至为了欧洲的利益反而竞相讨好中国当局，我作为一名外交官，感到耻辱和忧心忡忡……”
情况也确实如朱尔典所说的那样，对于俄国革命后的政局，英法感到非常不放心，虽然临时政府一再宣称会忠实于协约国体系，会继续履行同盟义务，但越来越多的情报显示，俄国人不但没有能力做到这一条，而且也不准备做到这一条。
德俄最近已经不止一次地传出单独媾和的消息，双方分歧的焦点不在于要不要和平，而在于和平的代价需要多少，俄国需要承担多大的价码。况且，从前线部队的士气和战斗力来说，俄国方面已经近乎垮了，如果不是因为天气转入寒冷再加上德国为了引诱俄国接受和平条件而故意做出来的姿态，俄国人原本可以轻松击穿东线。
更让英法感到震惊的是，俄国在爆发了推翻沙皇的革命之后，居然爆发第二轮革命，布尔什维克依靠武力推翻了临时政府，组成了工农政府。这个政府所宣扬的口号和所持有的立场，都让资本主义领袖的英法感到莫名的恐惧，40多年前巴黎公社的影响力依然存在。那种令人恐惧的口号，再一次为人提及了起来。
在这个时候，中国方面反对俄国甚至变得顺理成章了，在英法眼中，民族主义不是个大问题，但共产主义便是有大问题了，特别是俄国革命对英法产业工人阶级的煽动和鼓励，这种示范效果是最令人恐惧的瘟疫。考虑到布尔什维克坚决要求退出战争和其他一系列法令，英法对这个政权从一开始就是抵触和反对的。
中国方面对俄国的反对和一系列针对性的决策，在现实情况下就具有了非凡的意义，仔细判读研究足可以明白中国的价值所在。现在，也唯有中国，才能施加如此有力的影响力，只有稳固住俄国方面，东线才有了保障，才有了西线的现状和弹性——谁知道一旦俄国媾和，德国筹集全部兵力用力西线战事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棘手局面？
在各国的远东战略和全球战略中，中国的地位和作用，已经悄然地发生了变化，而这一天，早就为逐鹿计划准备多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