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前向前，铁流滚滚向前，国防军数万大军在完成对包围圈中残敌的歼灭后，分兵两路，以钳形攻势向关东州扑去。一路以卫戍师装甲团为先导，另一路则以郭松龄部为箭头，沿着南满铁路前进。
天气已经度过了一年中最冷的节气，但3月初对辽南而言依然是冰冻一片，到处都是白雪皑皑，唯有那迎风招展的火红的国防军“祖国之盾”旗猎猎声威。
在前导部队之后，则是随行军列的战区指挥部。辽阳之战结束后，李杜担任的辽阳军指挥任务自然卸掉，前敌指挥部因为失去了敌人亦同时解散，考虑到攻略关东州的任务以及各部队的番号和隶属，大本营经过讨论，决定由战区指挥部负责直接指挥——实际上，整个总参谋部被一分为三，主要的精力全部投入辽南方向，随同指挥部一起南下；一部分留守京城，担任战区和大本营之间的居间联络和调度，由张绍曾直接指挥，而另一部分精干人员，则被抽调出来组成欧战研究组，专门负责跟踪相关动态并做出相关分析性研究。
对于关东州之战的打法如何，甚至到了大军滚滚向前的时候，众人还没有讨论出一个十分明确的方略来。围攻强取？围点打援？长期合围？各种各样的方案都提出来讨论，却都在战区指挥部里引起不同反应，没有哪个战术能获得一边倒的支持。
这种情况的出现，固然与当初发动辽阳攻防战时思考与准备不足有很大关系，但最关键的还是关东州特殊的地理位置、政治态势和军事情况让这种选择变成了一个问题。
从来没有人设想能够以强行动武的方式来收回关东州，但在辽阳攻防战结束，日军各师团主力覆灭后，关东州就成了空虚之地，甚至几乎是谁都可以想见的下一步目标。在辽阳战事结束并且中方战果被确定后，《宇林西报》等报纸就惊呼：“……关东州俨然已经成为中国下一个触手可及的目标，就像一个苹果已经熟透了要落地那般。”
国内的舆论媒体因为深受辽阳之战的鼓舞，也发出了“一定要收回关东州”的声音，哪怕国防部和总政一再降低宣传调子，心中涌动的火热仍然挥斥不去，在山东战事以后，国内民族主义又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要知道山东战事只是消灭了一个神尾师团，这会却是一端就是5个，如果说第一次打赢还有那么一点侥幸，一点战战兢兢，一点不敢想象，到了现在这会已经是自信心爆棚，甚至还有舆论在谋划，拿下关东州之后，国防军就要越过鸭绿江，将日军赶下海去，彻底恢复甲午战前的局面，一举洗刷20年前的耻辱。要不是海军与日军相比实在太过弱小了点，说不定还会有人提议渡海夺回台湾。在议会里，已经有群情激奋的议员表态要想办法拨款给海军造舰——战列舰，当了裤子也要造出来。
这种火热的冲动，不仅反映在民间，在军队里也是比比皆是，特别是东本出身，受过鬼子祸害的士兵尤为感同身受，下级军官，特别是在最近几年民族主义气氛中熏陶和感染中成长起来的年轻军官，尤为意气风发，倒是当年一起从义军发家便参与其中的老班底，心中却还把持得住，想法和心态都很平和，即便刚刚在辽阳血战一场、亟待讨还血债的李杜等人也是极为慎重。这方面以吴俊升最为典型，他卷着个大舌头，嚷嚷道：“老话说得好……兔子急了也咬人，这回咱们把小日本打残了，保不住他们逼急了要咬人，关东州这地方，该收，可眼下不该急于一时……”
面对如此纷乱的局势，战区指挥部也有几种不同的意见。
一种以萨镇冰、程璧光为代表，希望陆军能够夺下关东州，拔掉日本嵌在大陆上的桥头堡，这样，从日本收回旅大、从德国收回胶东后，渤海湾的态势基本可以得到巩固，不必直接面临日本海军直接觊觎的态势，特别是在海军还比较弱小，实力与日本不能相提并论的时候拱卫京畿门户显得尤为迫切；
一种以蒋方震等人为代表，认为应该在关东州摆出架势同时配合朝鲜方面的举措，源源不断消耗日军实力，造成日本的内出血，实现中日战略格局的根本性改观，在中高级军官中，这一种意见拥有较多的拥护者，从战略上看，是打定了长期的消耗战；从战术上看，又是以积极的防御为主，比较符合大多数人心目中的战役走向，特别是在辽阳攻防和山东攻略两次大规模硬碰硬的战役中已经尝到弹性防御甜头的指挥官而言，更倾向于这种战法——从经验教训中可以得出结论，强攻具有坚固守卫的堡垒地带不但损失会很大，而且很难拿下来，起码目前国防军没有做好这种准备；
一种以陆尚荣和陈宦为代表，则是反其道而行之的诈战法——对关东州，不仅要攻，而且要大张旗鼓地攻打，要用武力试探出日本的底线，但是，大规模攻势本身不是目的，也不在于要真的收回关东州，而是要迫使日本承认目前的现状，用过头来保证目前所得的巩固，关东州的战事打得越大越好，打得越烂越好，当然，这个政策是有风险的，国力和军力能否经得起轮番消耗是一个方面，能不能在风险中把握平衡，则是另一个方面——但这种火候，老奸巨猾的陈宦不怕，人们更相信，掌舵多年的秦大总统也不怕。
事实上，细心的观察家可以发现，山东战场胜利后，国防军通过舆论媒体大大造势了一番，而更为艰苦卓绝、更为叹为观止的辽阳会战结束后，宣传舆论反而没有上一波来得迅猛，疏忽大意、眼高于顶的观察家必定是疏忽了，而只有熟知内情，深知秦时竹底细和秉性的亲信，才能从其中体会出味道来。
越是轰轰烈烈，越是大张旗鼓，越是没事；越是轻描淡写，越是漫不经心，反而蕴藏着杀机——纵观秦时竹等人崛起的前后10余年，这条规律几乎颠扑不破。
那么，秦时竹究竟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不仅沪上、京城诸多自诩为对中国政情了如指掌的外国观察家摸不着头脑，便是在日本直接与中国代表接触的日方代表，也是一筹莫展。
与日本接触的，身份比较特殊，从官方的特点来说，他在哪一号官方机构中都排不上号，完完全全地是民间身份，可是如果从实质上分析起来，却是的的确确的实权人士，沈麒昌号称没头衔的中国财政部长，他的一举一动，不仅影响着中国政局的走势，更直接是中国政局的推动力，那么，作为沈麒昌的私人代表出现的关荣，无论其表面色彩如何单薄，但他身上所蕴藏的能量却是不可小觑，他的一言一行，都足以看成是中日关系的晴雨表。
既然已经确定了非官方对非官方的接触态度，山本权兵卫内阁自然也要挑选具有“民间色彩”的人士，他选来选去，最后选择了日本国策会社——南满铁路原任总裁后藤新平的心腹林虎一郎作为日本非正式的谈判代表。这不仅因为南满铁路与此次辽东战略息息相关，更因为后藤新平与沈麒昌有比较悠久的交往和合作，更有人气的积累和交情的素养，不至于一下子谈崩。当然，哪怕谈崩了也不要紧，后面会有人出面的。也正因为如此，彼此虽然都没有任何官方授权，但口中的每一句话却都代表了官方意见。
“对于中国破坏南满铁路现状，以武力攻击我大日本皇军的行径，我们完全了如指掌，这些事情，将来是需要付出代价的。”
“我只知道，如果我们不抵抗，不反击，不以武力进行对抗，我们现在就要付出代价，与其现在付出，倒不如将来付出。”
“现在你们大军南下，合围关东州，难道想破坏日俄战争后经过国际保证的公约？想重新陷中国于危险中？”
“国防军南下与否，合围关东州与否，我概不知情，但有一点是可以明确的，中国国防军是在自己的防区内调动，行使的是自卫权，不容他国干涉，如果说危险，那么，丧失这种权力，任人宰割才是真的危险。”
“你们想以武力夺回关东州么？这是皇军数万忠勇将士挥洒热血换来的成果，是日本的生命线，我们将以全部力量粉碎一切痴心妄想。”
“夺回？”关荣冷笑一声，“关东州本身就是中国领土，无非暂且租借给日本而已，何用夺回？至于痴心妄想，我看，希望永久霸占他国领土的念头才是痴心妄想……”
这种争吵，充满了火药味，每次必以另外一方甩门而去作为收场，但奇怪的是，摔门归摔门，却始终没有谈崩。对日本而言，能以谈判解决问题，当然是最好，即便谈不成，也不能轻言断绝，否则岂不等于告诉中国方面日本决定强硬到底了么？
现在的关键不是日本有没有足够强硬的姿态，而是有没有这样的实力。经济方面，欧战的迫切需求构成了对国内工业的订单景气，如果掌权人士罔顾经济界大佬对于利益的追求，把全部资源投入到深不见底的中日冲突中去，不但丧失了这次难得的发展机遇而且会被各大财阀扯成碎片。
军事方面，6个师团被摧毁后，日本国内已经没有足够完整的常备师团，而要征召预备役必然引起更大的波澜和反弹，当然，还可以把几个不满员的师团拼凑成齐装满员状态，可彼此间原先不具有统率和指挥关系，也从未磨合过，这种师团即便人数上接近满员师团，战斗力却只会大打折扣，而且，经过中国方面的反复空袭，关东州的码头地带已经变成一片废墟，蒋方震等留日派原先经过估计，认为日本最多能派出1~2个师团，撑死3个师团的支援兵力，而码头登陆地带被炸瘫后，日军要么采用小股接驳的方式，要么采用集体泅渡的方式，无论哪种方式都不能将重型装备运输上岸，而后一种方式在如此寒冷的天气里会直接要了日本士兵的命。现在无论是工程队还是码头的中国苦力都已经逃之夭夭，即便想修也是难于登天，再说了，你会修，人家不会接着炸么？所以，比较靠谱的办法是在朝鲜登陆，然后穿过鸭绿江从侧翼解围，可那时关东州早被围困了不知道多久，远水如何能解近渴？
因此，蒋方震的围点打援方案，打援其实是吓阻，真正的意图，还在于利用这种不利态势迫使日军承认败局，而陈宦和陆尚荣的意义，不在于通过这种过于激烈的方式来让日本承认败局。所以，在研讨的时候，到了最后，其实激进派反而是第二种，持保守和稳健态度的却是第三种。
山本也认识到了其中的危险，一方面命令率领残兵败将退入关东州的大谷等人重整兵力，妥善防御，坚守待援，另一方面也竭尽全力搜刮兵力，希望能给予支持。可朝鲜有义军起事，关东州有飞机轰炸，这局面的破解还真是一个不小的难题。
到了这个份上，在谈判中咄咄逼人已经不必要了，所必须的就是探明双方的底线，争吵也罢、斗嘴也罢，都是为了解决问题，那么，对方的底线到底在哪里呢？
就在苦苦探寻彼此底线的时候，其他场合的脚步却并不因此而停滞，在国内，秦时竹当初承诺的阳谋发动了，在关东州，国防军的炮火开始了怒吼——1915年的中日关系，进入了又谈又战，又拉又打的局面，端的是热闹非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