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说我们重钢是汉阳铁厂内迁来到重庆的。在听过无数遍以后，好奇心驱使我打开了一段尘封的历史。就让我们从三个人物和三个阶段回顾我们那段历经曲折、多灾多难，又百转千回的历史
第一位牛人——张之洞
张之洞（1837～1909），享年72岁，直隶南皮人（现河北省南皮县），自幼博闻强识，文才出众，13岁中秀才，16岁中顺天乡试第一名（叫做解元），26岁中会试第三名（不是我们常说的探花郎。乡试考中的考生乘坐“举人”，第一名为“解元”；会事考中的考生被称作“贡生”，第一名为“会元”；殿试考中的考生被称作“进士”，第一名为“状元”或“殿元”。连续考中乡试、会试、殿试的第一名，被称作“连中三元”。中国古代科举制度中，有13人能够连中三元，他们是：唐朝的张又新、准元翰；宋朝的孙何、王曾、宋庠、杨置、王若叟、冯京；金朝的孟宋献；元朝的王崇哲；明朝的商辂；清朝的钱檠、陈继昌），与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并称晚清“四大名臣”。他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对洋务派和早期改良派基本纲领的一个总结和概括。张之洞平生有两大历史贡献：第一，他推动了中国教育由封建传统迈向现代化的转变。张之洞是中国高等师范学堂之鼻祖、东南大学前身——三江师范学堂的创始人；他创建的湖北工艺学堂是现在的武汉科技大学的前身；在张之洞的策划和指导下湖北地区还先后成立了自强学堂、武备学堂、农务学堂；他甚至还是中国幼儿园创始人。第二，他是中国重工业奠基人。张之洞领导承建了京广铁路（时称芦汉铁路、粤汉铁路），创建了湖北重工业中心，包括了汉阳铁厂、大冶铁矿、湖北枪炮厂、湖北织布局、缫丝局、纺纱局、制麻局、制革厂等一大批近代工业化企业，资本总额约1130万两白银，规模居全国之冠。我们重钢的肇始源头——汉阳铁厂号称当时亚洲最大的钢铁联合企业。毛主席曾说过“提起中国民族工业，重工业不能忘记张之洞”。张之洞还做了两件意义重大的事情：一是中法战争时期张之洞时任两广总督，作为战区负责人，他筹饷、调兵、用将、反对撤兵议和，为这场战争取得部分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二是改编湖北新军，后虽受到北洋系的排挤，只被定编为一镇一协（第八镇和第二十一混成协），相当于一个师加一个旅的兵力，规模与袁世凯的小站六镇（六个师）相比小很多。但是由于张之洞练兵的目的是：“执干戈以卫社稷”，他开启“兵智”，让士兵“明理”、“知耻”，并进行忠君爱国、御侮自强的思想教育，从而造就了一支思想观念较为开放进步、文化程度较高、理解接受能力较强的近代化军队。正是这支军队较高的内在素质，为革命党人实行“抬营主义”准备了良好的先天条件，日后成为辛亥武昌首义的中坚力量。
第二位牛人——盛宣怀
盛宣怀（1844—1916），比张之洞小7岁，也活了72岁，江苏武进人，1860年中秀才（16岁），此后三次乡试不中，1870年经友人推荐入李鸿章幕僚，遂平步青云、财源滚滚。他创办了轮船招商局，是中国航运事业的开端，也是今天招商局、招商银行、招商地产等招商系企业的鼻祖；他创办的天津电报局是中国电报事业的开端，他创办中国通商银行是中国银行事业的开端，他还创办中国红十字会并成为首任会长，创办中国第一所正规大学——北洋大学堂(今天津大学），参与了芦汉铁路建设，1896年接办汉阳铁厂逐渐发展为真正称得上钢铁联合企业——汉冶萍煤铁厂矿公司。
盛宣怀与汉冶萍的联系最早出现在1875年，汉阳铁厂建厂之前，他受李鸿章的委托，办理湖北煤铁矿务，这也是中国近现代地矿业的开端。1896年由于当时的汉阳铁厂没有优质煤矿，焦煤运距遥远价格昂贵，生产两年就出现巨额亏损，被迫停产。张之洞无奈力邀盛宣怀接手。当时的盛宣怀牢牢掌控着大清帝国轮船、电报、矿务和纺织四大洋务企业部门，被公认为“中国首富”。盛宣怀也有心涉足汉阳铁厂，在张之洞一再请求下，盛宣怀最终答应接手负债累累的汉阳铁厂。此后不久就发现了萍乡的焦煤资源，1898年，盛宣怀开办萍乡煤矿，并在1908年将它与汉阳铁厂、大冶铁矿合并成立中国第一家钢铁煤联合企业——汉冶萍煤铁厂矿公司。
牛人们的相同与不同
尽管盛宣怀与张之洞同为洋务运动的后期代表人物，并在汉阳铁厂的建设过程中有过合作，但却有着截然不同的历史评价。
对张之洞的总体评价是积极的、进步的，尽管由于历史的局限性，张之洞顽固的维护着满清统治和封建制度，仍不能抹杀他在国家民族危难之际在军事、文化和经济领域的努力和抗争。
对盛宣怀的争议非常大。尽管他精明过人，曾发动商业“闪击战”一举击败至今大名鼎鼎的红顶商人——胡雪岩，也做了不少与张之洞相同的有益国民的事情，甚至成为清末民初中国最大的慈善家，但是这些都不能掩盖他的贪婪嘴脸，在他掌管轮船招商局的19年间，全局有股金两万股，他一人就占有一万一千股。在他为官期间所经办的每一笔业务，其中也包括为“汉冶萍”办理的两千余万两白银贷款，无不收取回扣。辛亥革命后，盛宣怀的社会地位一落千丈。他在常州、苏州、杭州一带的地产、当铺均被没收。他逃往日本避难后，致函各地的亲朋为他藏匿财产。1912年在日期间为维护个人对“汉冶萍”的利益，曾签订一份《中日合办汉冶萍公司》草约，几乎把“汉冶萍”全部出卖给日本人，引得全国哗然，群起反对，才没能得逞。盛宣怀死时有一份冗长的遗产清单，仅其家乡的一处住宅就有240间，一个田庄有地3000亩。他在上海的租界内的房产价值白银1000余万两……
然而，公道自在人心。百年后的今天，我们每每说道张之洞都会自觉或不自觉的回避他的过失，原谅他作为封建政治人物的历史局限性，原谅他在建设、经营汉阳铁厂期间所犯的种种失误。而对于盛宣怀却被一个“贪”字掩盖了种种功绩，其中包括让汉阳铁厂起死回生的巨大成就，还因为这个“贪”字，在他身上隐约印上了“汉奸”两个大字。正是：宁守清廉报家国，不为贪渎羞儿孙。（其实，张、盛二人还以一点相似，就是都没有把儿子教育好。张之洞的幼子张仁蠡li，全无乃父风范，不但是个大贪官，而且是个大汉奸，就在汉阳铁厂内迁的时候，他历任汪伪***中央委员，汪伪新国**动促进委员会委员，汪伪天津市市长兼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抗日战争胜利后，在北京被***政府以汉奸罪被逮捕，判无期徒刑；解放后被改判死刑，1951年在京被处决。盛宣怀的几个儿子大都不成器，不是吸鸦片，就是嗜赌，还为了争家产打官司，也就是1927年盛宣怀的四儿子盛恩颐在挥霍玩自己分到的遗产后，为了争夺盛宣怀留作慈善事业的500多万两基金打官司，最后导致这笔财产被江苏军阀钮永建侵吞。所以教育很重要哇，搞不好儿孙是要倒过来羞祖宗的。）
两位牛人都登场啦，我们把第三个人物放一下，先讲一下1889－1896年期间汉阳铁厂的有关情况。
汉冶萍往事之一——艰难创业
1889年的张之洞本来是打算在珠江边上建钢厂的，没成想老佛爷信任他，让他督办芦汉铁路，从两广总督调任湖广总督，这一调就成就了我们重钢啦。要不然中国钢铁工业的源头肯定就是“广州铁厂”或“珠江铁厂”了，抗战的时候从广州搬迁估计就便宜柳钢啦。
张之洞于1890年初，在武昌成立湖北铁政局（即后来的汉阳铁厂），委派有洋务经验的幕僚——蔡锡勇为总办（也就是厂长，蔡锡勇是在中国介绍西方会计复式记账法的第一人。他所著《连环帐谱》一书，是中国出版的第一部研究借贷复式簿记的专著，时为湖北候补道，相当于“候补省委或地委书记”）。汉阳铁厂的厂址定在龟山山麓，1890年11月动工兴建，1893年9月建成，1894年6月投产。全厂包括生铁厂、贝塞麦钢厂、西门子钢厂、钢轨厂、铁货厂、熟铁厂等6个大厂和机器厂、铸铁厂、打铁厂、造鱼片钩钉厂等4个小厂，拥有2座100吨炼铁高炉、2座5.5吨贝塞麦式炼钢转炉、1座１０吨西门子马丁炉（即平炉）、3000名工人，设计产能3万吨/年，号称“亚洲第一”，比1901年投产的日本的八幡（fan）制铁所早6年。创办经费最初定为246万余两，1892年清政府增拨42万两，到建成时，实际支出500多万两。创建汉阳铁厂的直接目的是为芦汉铁路提供钢轨，但是从1894年6月投产到1896年11月第一次停产为止，汉阳铁厂实际共生产生铁5660吨，熟铁110吨，钢料1400吨，铁拉成钢条板1700吨，而且因为质量不好，只卖出生铁1100吨，钢料60吨左右，钢条板340吨。当时进口铁价为30余两，而汉阳铁厂的成本竟然接近50两白银，倒挂了10多两白银，加上钢轨极易脆断，根本无法满足铁路建设的需要，因为质量原因，汉阳铁厂的钢轨不要说50两、30两白银，就算20两白银都没人要，生产不到两年就亏损560万两白银，比建设经费还多，停产是不可避免的结局。
出现这些问题的原因有三：一是对大型钢铁联合企业的建设条件无知，选址未经科学论证。当时只确定了大冶的铁矿，在煤炭的来源并不确定的情况下盲目上马，导致投产后除少数煤焦来自马鞍山煤矿，多数煤焦购自河北开平（11两）和欧洲（17两）（不是安徽马鞍山市，在江夏区安山镇，距汉阳铁厂80公里，煤质高硫高灰分，价格4两白银，同时开发的还有王三石煤矿，后因煤质更不适宜炼焦而废弃，白白耗费50万两开办费），投产之初的汉阳铁厂一座炼铁高炉日需焦煤2000吨，因为运力不足，一座炉子都无法实现满负荷生产。大冶铁矿距汉阳铁厂120公里（地处武汉市东南方，属黄石市辖，紧邻梁子湖，如今盛产大闸蟹），这个距离现在看起来不算什么，但在当时的运输条件和生产规模下就带来无法承受的高昂运输成本。在汉阳龟山山麓建厂，仅填土、垫高就耗费了白银30余万两——相当于包括购买设备经费的1/10。张之洞选定汉阳厂址的唯一理由就是地处省城，便于他的控制。二是对现代科学技术的无知。张之洞自己是冶金工业的门外汉，他请了同样外行的驻英公使刘瑞芬等人向英国梯赛特机器厂订购机炉设备。当英方提出先化验铁石、煤焦的质地，而后确定与之相适应的设备时，张之洞却以为外国人是要敲竹杠，他说：“以中国之大，何所不有，岂必先觅煤、铁而后购机炉？但照英国所用者购办一分可耳。”英国厂方虽闻之愕然，但还是胡乱配了贝赛麦炼钢炉和马丁炼钢炉。当时西方炼钢炉有两种，一种是贝赛麦钢炉（转炉），使用酸性耐火材料，冶炼过程中不能去除原料生铁中所含的磷质，中国只有个别地方（如本溪）有低磷铁矿，故它的使用受到很大限制；另一种是西门子马丁炉（平炉），使用碱性耐火材料作炉衬，它可以除去生铁中的部分磷质，冶炼出来的钢质量很好，但产量极少。大冶铁矿含磷量高，以之炼成的生铁含磷高达2.5％。贝赛麦炉炼成的钢不能去磷，钢中含磷多就易脆裂，尤不宜于造钢轨，而汉钢造钢轨是其主要任务，这就无怪后来产品销不出去了（国家标准Q235的磷含量是不大于0.045%）。这件错事直至盛宣怀接手，并于1902年派李维格（第三个牛人登场了，以后还要介绍）出国考察后才算解决了问题。但这已是“糜去十余年之光阴，耗尽千余万之成本”了。三是管理体制和用人机制落后。除蔡锡勇（湖北候补道）任总办还懂一点西方先进管理知识外，1890年派委湖北候补知县张飞鹏、候补同知施启华、候补州同沈鉴等人负责大冶铁矿和王三石煤矿的开采；1891年7月派委湖北大挑知县王廷珍为铁厂总监工，次年又增派候补知县蔡国桢为铁厂总监工，等等；煤铁等矿和炼铁厂筹建，出技术岗位人用外国专家，主要负责岗位一概依照封建衙门的模式由各级官吏占据。大小官吏不可避免地把官场的恶习带进工厂，营私舞弊、贪污浪费、任用私人、排斥异己、不负责任，挂名坐食等风盛行；组织生产讲究效率不足，勾心斗角、互相掣（che）肘有余。他们与企业没有直接的经济利益联系，只向上司负责，不对企业盈亏负责。因此，他们所关心的不是工厂生产的好坏，而是如何保住自己的位子。当时就有人指责说：“每出一差，委员必十位、八位，爵秩相埒（lie），并驾齐驱，以致事权不一，互相观望。”（如果八个人出差，都是候补知县，完了，八个人走一排，知道的是出差，不知道的以为来上访，轧马路的）。张之洞以为官办企业可以加强控制，殊不知这种封建管理体制，造成机构庞大，效率低下，以致经营混乱，这是汉阳铁厂早期的重要教训。1896年汉阳铁厂第一次停产后，张之洞命令“招商承办”，委盛宣怀督办汉阳铁厂，任用企业经营家、时任轮船招商局帮办的郑观应为总办，走上“官督商办”道路。
接下来我们就要介绍一下李维格啦。
第三位牛人——李维格
李维格(约1855－1918），江苏吴县人，我国钢铁冶金工业的先驱,汉阳铁厂的主要开拓者。他解决了汉阳铁厂的钢质问题，扭转了汉阳铁厂建厂以后年年亏损的局面；规划、组织了1904－1910年汉阳铁厂的改造和扩建工程，使汉阳铁厂真正成为当时亚洲最大的钢铁厂；他还规划了大冶铁厂的建厂方案和厂址选择；创办了扬子机器制造厂和湖南常耒（lei）锰矿；兴办了汉阳铁厂第一座技术学堂；为我国近代钢铁事业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李维格本是一介书生，曾到英国学习英文和法文，随后又到日本和美国学习技术科学知识。甲午战争爆发后（１８９４年），他与梁启超一起，写文章宣传“变法”，名扬一时。“戊戌变法”（１８９８年）后，他回到上海，任江南制造局提调兼南洋公学教授。这时，盛宣怀已经接办汉阳铁厂，并改汉阳铁厂官办为官督商办。他聘李维格为汉阳铁厂总翻译，此后他逐步实现了个人职业生涯的“华丽转身”。
李维格为汉阳铁厂带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也就是1918年前的汉冶萍煤铁厂矿公司。
汉冶萍往事之二——短暂的辉煌
汉阳铁厂在经历了1896年的“改革改制”（由官办到官督商办）后，受制于产品质量问题，延续着停停打打的状态，终于在1903年再次停产。1902－1904年，李维格奉盛宣怀派遣，出国考察炼铁新法。他摸清了钢质量差的原因，建议盛宣怀改建和扩建汉阳铁厂。1905年，盛宣怀委任李维格为汉阳铁厂总办（厂长），全面负责汉阳铁厂的改建和扩建工作。
李维格就任以后，决定新建一座２５０吨（４７７立方米）炼铁高炉，将原有两座贝塞麦转炉和１０吨小马丁炉拆除，改建为３０吨马丁炉４座，建１５０吨混铁炉一座，辊径为１０１６毫米的初轧机一座，辊径为７６０毫米的钢板轧机一座（大家对这些设备熟不熟悉呀？）。他随即赴欧洲，开列设备清单，招英、德、美等国数十家工厂投标，并从其中９家工厂采购。他还聘请德国汉堡工厂总工程师吕柏等5人担任汉阳铁厂总工程师和工程师。李维格回国后，立即开始了改建、扩建工程。到１９０７年冬，完成了两座３０吨马丁炉的建造工作。其余扩建工程也于其后三年中陆续完成。汉阳铁厂面貌为之一新。改造后的汉阳铁厂在当时是亚洲最大的钢铁厂，其产量、质量也名列前茅。该厂1902年产铁15825吨，1908年增至66410吨，1910年猛增到119396吨。钢厂从1903年起停产，一直到1907年部分新建平炉建成才恢复生产，1908年产钢22626吨，1910年增至50113吨。钢中磷含量降到0.012％。炼铁焦比也从1904年的1.75吨降到1910年的1.05吨。
经过改建、扩建和技术改造，汉阳铁厂的钢铁质量明显上升，制订了第一个钢铁产品企业标准，对化学成分、机械性能、外形尺寸、断面组织等都作了明确要求。由于钢材质量的提高，销售情况大为好转，不仅国内各大铁路所需的钢轨和零件都在汉阳铁厂订货，澳大利亚、香港地区、南洋诸岛、日本、美国西雅图的钢铁公司也到武汉订货。１９０８年汉阳铁厂终于扭亏为盈、起死回生。同年李维格建议盛宣怀奏请清政府将汉阳铁厂、大冶铁矿、萍乡煤矿合并，成立汉冶萍煤铁厂矿有限公司（简称汉冶萍公司）。清政府议准。李维格与盛宣怀共同拟定了公司章程８８节。由此汉阳铁厂由官督商办改为商办的汉冶萍公司。１９１5年，在巴拿马世博会上，汉冶萍公司的钢铁产品获得最优等奖（茅台酒也是在这次世博会上名扬世界）。当时欧美行家均称汉阳铁厂产品为精品，上海各铸造厂家更是唯汉阳铁厂生铁是用。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33个国家参战。主战场在欧洲，产钢国几乎全部卷入，无暇顾及生产。与战争密切相关的钢铁工业瞬间繁荣起来，汉冶萍公司也因此进入了“黄金时代”。1917年汉阳铁厂生铁产量达192582吨，占全国当年产量的48%，产钢7万余吨；大冶铁矿年产矿石50余万吨；萍乡煤矿产煤90余万吨，焦炭25万吨。
然而，好景不长。很快汉冶萍就走向了末路，这就是1918－1938年期间的汉阳铁厂。
汉冶萍往事之三——涅槃与重生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世界经济萧条，钢材价格暴跌，汉冶萍公司迅速衰落。1919年汉阳铁厂1、2号高炉熄火。1921年民国（北京）政府改变钢轨标准，汉阳铁厂近5万吨钢轨无销路，炼钢全停（这里又有一个著名的说法，叫做“三流企业做产品，二流企业做品牌，一流企业做标准”，一个标准的变化是可以决定企业生死的）。1924年3、4号高炉熄火，至此汉阳铁厂全部停产。1928年萍乡煤矿移交江西省，此前，大冶铁矿的矿砂已被盛宣怀抵押给日本。汉冶萍公司名存实亡。汉阳铁厂仅留200余人看厂，其余工人遣散。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者策动“芦沟桥事变”，为了抗战需要，国民政府军政部于1937年8月27日电令汉阳兵工厂厂长郑家俊接管汉阳铁厂，准备恢复铁厂生产以应军需。10月3日在湖北省政府的监督下汉阳铁厂移交给了汉阳兵工厂。可事与愿违，铁厂最终也未能点火生产。
1938年1月25日，日寇飞机轰炸汉阳铁厂。此前，日寇已经占领了上海、南京和北方其它城市，武汉也危在旦夕。为了“不资敌”国民政府准备将汉阳铁厂内迁重庆大渡口。3月由国民政府军政部兵工署、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联合组成钢铁厂迁建委员会。汉阳铁厂开始拆迁。6月12日，日寇占领安庆，武汉保卫战打响。7月20日，蒋介石电令钢铁厂迁建委员会：“当此抗战时期，……汉冶萍之化铁炉等希加雇工人拆除，以应军需”。由于形势紧迫，大冶的部分装备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下令提前炸毁。1938年10月24日，日寇逼近武汉。蒋介石电令放弃武汉，同时密令湖北省军政长官陈诚，组织人员将汉阳铁厂、汉阳兵工厂来不及拆除的设备、厂房炸毁。是夜，武汉卫戍司令部和警察局实施了爆炸。1938年10月25日武汉沦陷，在武汉的地图上也再不能标注汉阳铁厂了！但是在750公里以外的山城重庆，汉阳铁厂涅槃重生了，在大渡口这片火热的土地上，一座崭新的钢城拔地而起，源源不断的为全国抗战以及日后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输送着钢铁物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