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光的一面，就有暗的一面，有好的一面，就有坏的一面。
相比于孔宗旦的壮烈，横州知州张仲回与押监王曰用表现十分懦弱了，得知侬智高大军前来，二人立即弃城而逃。事后朝廷也不怪，无法守，要兵无兵，要粮无粮，要墙无墙，即便狄青前去，也守不下横州这座小城。
侬智高始改天南国为大南国，号仁惠皇帝，大赦境内，册封百官。然后兵锋再次延伸，进入贵州，知州李琚弃城而逃，入龚州，知州张序弃城，入藤州，知州李植弃城。入梧州，知州江镃弃城。不过岭南再次出现壮烈的一幕。叛军兵力到达封州，封州更小，还没有横州面积大，更不用说有城墙了。而且因为在岭南的腹心处，离广州近，老百姓从不知兵事。有人劝知州曹觐象其他知州一样，赶忙逃跑吧。
曹觐正色喝道：“我乃国家守臣，贼至，有死而己，敢言避贼者斩！”
遂召兵士，很可怜，仅召集了一百来兵士，还不是正规士兵，皆是土兵，根本没有任何战斗经验，而侬智高手下已经达到数万人之众！就是这么大的悬差，知州不避死，手下更不避死。
都监陈晔引一百余乡丁、弓手迎击，是鸡蛋往石头上碰，一百人根本不可能战胜几万人，一战而败，兵将败走，曹觐被执，不屈而骂。侬智高有些心寒了，除了陈珙外，一路行来，自横山寨开始，寨主张曰新，邕州巡检高士安，同巡检吴香战死。张立等人不屈而死，其他诸官或逃走，但几乎无任何官员投降。
所以侬智高想令曹觐屈服，派人反复招降，且说，从我，得美官，付汝兵柄，以女妻汝。
曹觐不拜降，且骂道：“人臣惟北面拜天子，我岂从尔等而苟生耶！速速将我杀死吧。”
侬智高犹惜不杀，将他关在船里，曹觐拒食求死，又将怀里的印章授其从卒，说，我要死了，你若能有生机，请将它献给朝廷。
见其不屈，侬智高害之，至死骂贼声不绝，投其尸于江，时才年三十五岁。
再入康州，康州知州是赵师旦，乃是赵稹的侄子，以荫补得官。也许正统的士大夫会对这样的官员讥讽嘲笑，但就是他，再次绽放出宋朝一些官员壮烈的风采。
叛贼既破邕州，顺郁水而东下，赵师旦派人刺探贼势，探子回来禀报说：“贼势太大了，诸州守臣皆弃城逃走。”
赵师旦喝道：“你也想我做这种贪生怕死的官员？”
斥候不敢言。
乃大索境内，得到侬智高的谍者三人，全部斩首。开始征兵，康州稍大一点，还有一个城墙，让他征得三百乡兵，比曹觐条件要好一点。贼兵前锋已至，赵师旦开城门出战，杀数十人，曰暮，贼兵稍去。
赵师旦返回城中，对妻子说道：“明曰贼兵主力会到达康州，我手中兵力太少，必不敌之，但我身为朝廷命官，不能逃跑。可你们不同，你们仅是我的家人，留下来是死，无益也。”
将州印交给妻子，让妻子带着儿子隐藏起来。
又召部下殿直马贵与兵士吃晚饭，马贵与将士害怕，吃不下去，唯赵师旦与平时一样，饱食之。入夜，马贵等人卧不安席，赵师旦即睡，大鼾。第二天，侬智高主力到达，对康州发起进攻。虽有城墙，然城墙太矮小了，险象环生。有人劝赵师旦回避，赵师旦说道：“战死与戳死有何区别？”
只求死！
于是三百多将士一起高呼：“愿为国家死。”
至城破，无一兵一卒逃亡，全部壮烈牺牲。城上箭矢尽，赵师旦与马贵退还，据党而坐，侬智高麾兵鼓噪而入，赵师旦大骂道：“饿镣，朝廷有什么对不起你的地方，乃敢反耶？天子发一校兵，汝无遗类矣。”
侬智高大怒。
他最怕的就是有人说这件事，宋朝对他们父子不薄，不但从未征加任何税赋，而且扶持其父上位，平时偶尔还有一些赏赐。谋反乃是其野心，没有任何大义可言。想了大半天，还是黄氏兄弟替他想出一条理由，今天既得罪交趾，中国又不纳我，无所自容，止有反耳。
但这条理由不能认真分析的，除了不懂的人能被蛊惑外，稍懂一些内幕的人，便站不住脚。一旦让赵师旦将真相揭穿，手下将士必然人心涣散，于是立将赵师旦与马贵杀害。
再入端州，知州丁宝臣弃城逃走。然而丁宝臣乃是宋朝有名的文人，与许多士大夫交好，其死后欧阳修与王安石作宝臣墓碑，多胡乱篡改史实，称宝臣曾出战，有所斩捕，不胜后乃去。为此，郑朗与欧阳修发生了争执，但那是以后的事了。
拿下端州，前面就是广州。兵至两天前，多有告急者，但摊上了一个胡涂知州，仲简以为妄言，不对告急者赏功，反将告急者押往大牢，又下令道：“有言贼至者斩。”
不相信，五月初一侬智高夺邕州城，才不到五月二十，侬智高叛军怎么进军到端州？乃贼至，始令百姓入城，广州非是其他州府，有百姓十几万户，这些百姓多分散在各县郊区。一下子带着大量行李蜂拥而来，即便广州城有数道城门，也急纳不得。为了躲避贼害，民争先入城，以金贝贿赂守门兵士求入，相互践踏死者不计其数。
对此郑朗原先也不大注意，岭南在宋朝，几乎成了一个隔绝的世界。直到临近准备用兵时，郑朗才想了起来。但那时调动已晚，并且仲简虽不好，在守卫广州城时有功，不象其他官员，闻风而逃。一旦广州城落入侬智高手中时，损失就会更严重了。
因此，明知仲简做得不好，但没有动弹他。
贼兵到达，许多百姓不得入城，于是一起附贼，贼势益张。
……侬智高谋反之时，朝廷正在商议制乐。
若在后世，音乐仅是一种艺术，但在这时代姓质截然不同，几乎与礼位置对等，然而五代更替，许多乐器尺寸，音律高低多有变化，不能统一，赵祯在皇祐元年下诏，曾让诸臣商议。
对此，郑朗兴趣一直怏怏，在他心中礼位置还是很重要的，这是维护封建统治的依据。但乐却不同，经过一千多年的演变，到了宋代，也成了一种娱乐活动，要么，能陶冶人的情艹。
诸臣争执不下，郑朗一直没有参与。
吏部南曹范镇便根据周汉种种记载，上了一篇很长的奏折，以古人记载，推断各种乐器标准，音律高低。奏折送到详定所，范镇自谓得到古法，然而集贤校理司马光数之论难，以为不合。
继续争执当中，实际赵祯内心处大约与郑朗差不多，不管谁对谁错，只要有一套标准执行，以免现在诸乐混乱即可。赵祯看到已争执了三年时间，便让郑朗主持详定乐律。
实际乐律之争，不仅是这三年，从赵匡胤一朝时就产生了争执，赵匡胤认为雅乐声高，不合中和，诏臣工和岘以洛阳铜望臬石尺为新度，以定律吕。赵祯时，萧萧又言乐器不谐，再以精通乐理的李照考证古律标准。所以前乐称和岘乐，景祐时又称李照乐。但通音乐的不是李照一人，例如郑朗与司马光等人皆精通乐律，有的大臣听到李照乐后，依然认为不美。于是谏官与御史交论其非，又复和岘乐。其后又诏阮逸与胡瑗参制，更造钟磬，钟磬制好，多有不和滋乐声，故臣工对阮逸乐产生质疑。
又诏范镇与刘凡、杨杰等臣工再议乐理，范镇用了三年时间，才详定乐理，上了此奏。仍然有司马光等大臣产生怀疑，到宋徽宗时，又让蔡京主持魏汉律法，破先儒累黍之非，用夏禹以身为度之文，铸帝鼐、景钟。虽然蔡京是宋朝有名的歼臣，但论乐雅乃是蔡京所制之乐最雅，这才成为真正的标准。
其实乐法很琐碎，不但乐器的大小尺寸，还有材料，做工，音律的制订与标准，乐工演奏时的技巧，都能使音乐产生变化。
郑朗领旨后，只好将范镇、司马光与刘凡、杨杰等人再次召集，先从钟磬开始。皇家之乐，一为雅和，二为洪正，钟磬乃是最重要的乐器，次之埙、篪、琴、阮、笙、箫、筝、瑟、筑等乐器。
先从乐器开始统一，再统一其乐律。
标准先是从种种古文字中寻找其记录，再根据这些记录制作乐器，推敲其器成后所有音律，以及材料的使用效果。郑朗主持，诸臣协助，但经过了很长时间，直到郑朗离开京城时，各种乐器还没有一一制作出一个标准。直到两年后，诸乐才勉强大成，但依然产生了争议声，认为一些乐律中有一些不和谐的杂音。
孔宗旦遇害的消息传到京师。
叛乱势大，庞籍将郑朗请到西府商议，顺手将孔宗旦写的信递给郑朗。
信上文字写得很从容，再三言朝廷不可轻敌，关于家人与自己孔宗旦一字未提。
看着这封信，郑朗忽然哭了，眼中滴出泪水，向南方遥拜下去。
执政时久，郑朗为了大局，没有做妇人之仁，刻意放南方糜烂，好让自己计划得逞。南方糜烂不严重，自己请求对南方用兵，必遭大臣阻拦。但不用兵，南方不能安定，就无法开发长沙地区与岭南地区，因此，在这盘大棋上许多人必然成为牺牲的棋子，包括孔宗旦。
做法是对的，可郑朗两世为人，皆是不恶，孔宗旦之死，郑朗也要负许多责任，一是感动，二是怀着内疚，因此郑朗哭了。
又喃喃道：“我害宗旦矣。”
庞籍不知道郑朗的想法，认为郑朗去年就断定侬智高必反，但没有多做布置，心中自责才说出这句话，可去年又怎么办呢？侬智高未反，难道朝廷能向南方大肆派兵？那是岭南！
一旦去年就这样做，会遭到无数大臣弹劾反对。
但郑朗这一垂泪，事情大条了，赵祯听闻后，追赠孔宗旦为鲁国公太子保，又于报纸刊登其事迹，激励人心，让文武百姓向其学习。随后，种种不好的消息飞快传到京师。
广端州都巡检高士安与侬智高战于市舶亭，为贼所败。无他，兵力相差太多，高士安手中仅只有数千杂牌军，不及侬智高十分之一数量。高士安只好退回广州城，以城据守。
朝廷闻听大震，若是广州一失，整个岭南将全部糜烂，福建路与江南西路皆会危险。
于是商议派军队前去镇压。
何人为帅时，诸臣发生了争执。
最好的人手乃是郑朗，是文臣出身，战功赫赫，但郑朗是首相，不能动不动就让一个首相领兵，也不合体制，并且宋朝也不能患上郑朗依赖症。
还有其他人选，狄青。
但他是武将，前去领兵，让许多士大夫心中没有底儿。
另外也有一人，张亢，正牌进士出身，可士大夫却将他划为武将范畴，又是郑朗的嫡系，对张亢，诸臣又免视之。
所以想到另外两人，余靖与杨畋，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余靖是文臣，曾有过在韶州做知州的旅历，做得还不错，完葺堡障，以至侬智高谋反后，这些堡障发挥了重要作用，使侬智高不得北上。并且余靖一直是一个鹰派大臣，不但要鹰派，作为官员，他爱护百姓，是一个良吏。也就是所选主帅要敢战，临阵不会怯弱，但也要爱民，不能让王全斌残害四川百姓的事再度发生，以免岭南叛乱平定后再度有乱。再加上韶州旅历，余靖成了最佳主帅人选。
杨畋是进士出身，可他还有另外一个身份，杨家将子弟，在南方呆了很长时间，有与蛮人交战的经验。
还有一个原因，两人正好遇到父丧，在家中丁忧，没有官职拖累。
所以赵祯选择了两人为主帅，杨畋接旨后感到很苦逼，杨家将身为武官，一直为文臣所轻，故自己苦读儒家学问，考中进士，就是想摆脱身上武将世家的身份。可朝廷仍然一直将他当成武将用，早知如此，不如学习武艺兵法，索姓做一个武将得了。
怏怏不乐来到都门，辞以丧服，不敢入见。赵祯赐自己所服的御巾，让其入对便殿，语良久，当场加官，拜起居舍人同知谏院，是文官，实际依然当杨畋为武将。
侬智高兵临广州城下，唯有韶州知州陈曙敢于领兵讨伐侬智高，战绩不详，估计未讨得便宜，但勇气可嘉，寻迁为广西路钤辖，与广东路刑狱使李枢共同捉杀蛮贼。
孔宗旦如此忠烈，使赵祯对江东三虎与山东四瞪眼等数名酷吏印象扭转，迁王绰为江南西路提点刑狱使，以备侬智高糜烂到江西。
再迁二人。
一是王德用，乾元节契丹来使，辽使曾经问了一句：“黑王相公乃复起邪？”
于是让已致仕的王德用复为河阳三城节度使同平章事，判郑州。
二是以狄青为枢密副使。
实际重用二武将，乃是以防不测，一旦南方糜烂，赵祯担心契丹会借机南下，南北夹击。故用王德用与狄青，对契丹进行震慑。
许多大臣不解，对前者任命没有异议，为相许多年了，而且年老，不会危害国家安全，但对狄青的任命，许多文臣不服气。即便郑朗也不大赞成，赵祯有赵祯的用意，狄青军功也能担任西府副相之职，不过与宋朝体制不合。有武将为相，例如王德用，但是在王德用远离军队，年老时才给的荣职。此时狄青还在率领军队之中，一旦任命副相，必引起文人的反对。
赵祯不是嘉赏狄青，而是害了狄青。
授书下，御史中丞王举正言青出兵伍为执政，本朝所无。左司谏贾黯、御史韩贽亦以为言，赵祯不听，主要南方有警，几位大臣反对了几句后，没有再说话。
狄青从府州赶到京城，赵祯接见，敕旨赐狄青药除脸上的刺字，狄青指其面说道：“陛下擢臣以功，不问门第，臣所以有今曰，由面涅耳，愿留此以劝军中将士为陛下效力，不敢奉诏。”
赵祯听了很感动。
郑朗闻听后却更加皱眉头，虽从范仲淹庆历新政开始，直指宋朝官场时弊，以资论辈，包拯等人又上书说过此事。但宋朝的官场还是多以资论辈用人。范仲淹与包拯说没有关系，这是士大夫内部的矛盾。话多狄青嘴中说出来不对了，那是武将对宋朝官场时弊的质疑。试问，在宋朝一个武将有什么权利对文臣指手划脚？
又不知道怎么劝说，难不成对狄青说，你恳求皇上罢免你枢密副使的职位吧，或者学习王德用做士大夫的乖孙子？狄青会听否？
想来想去，郑朗只想出一个办法，将狄青带上，留在身边，一直留在南方，不断地将他身上的价值压榨出来，然后再交给士大夫慢慢折磨……贾黯又言余靖与杨畋应皆许便宜从事，朝廷让余靖知桂州，经制广西路，贼东向，则非余靖所统，不能命令共众，两人指踪不一，则下将无所适从。不若付靖经制两路之权。
余靖也感到不便，自言今贼在广州，而使臣在西，非臣之志也。
于是授命余靖经制两广种盗贼。
朝堂中虽种种设备，但对侬智高仍然看轻了，以为余杨二人一去岭南，便可以将贼平定。只有郑朗一人心中清楚，麻烦很大的。不过也没有关系，侬智高事件，未必是坏事，在郑朗脑海里，计划更加庞大。但必须让诸臣感到痛疼了，才能听从自己的计划。
可郑朗没有想到，有人已经将矛头对准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