醉翁之意不在酒，郑朗说得还不明白吗？
不管皇考重要不重要，赵曙此举是在破坏一系列维护封建统治的礼法。
看到郑朗文章后，更多大臣加入进谏行列，有的用十三经里的章句进劝，有的拿历史来进劝。暂时濮仪是没办法进行下去，然而赵曙不继续也不表示反悔。
夫子说刚、毅、木、讷，近仁。
似乎赵曙都有了。
大臣怎么劝都不管用，难道不刚吗？
自皇嗣时就在闹，四拒十八辞，即位后屡屡发疯不哭，侮辱曹太后，到现在的濮仪，一步步逼迫，难道不毅吗？
不顾其他人任何想法，难道不木吗？
动辄生病或者不言不语，难道不讷吗？
实际郑朗恨就恨在这一点。为亲生父亲争一点名声倒也罢了，为什么要做其他疯狂的事，无论对曹太后的不孝，或者对赵祯的忤逆，或者尸骨未寒之即就将赵祯的嫔妃子女一起撵出皇宫，难道这也能原谅吗？
若连这个也要辨解说赵曙做得对，那就不知道是什么想法了。
正是这一连串的举动，让郑朗含蓄隐晦地借修儒学为名，讲了孝慈，对赵曙出手，导致大臣疯狂地反对与进谏，并且老天也来了报应。
八月，忽然老天降下一场特大的暴雨，一下就是好些天。与黄河无关，郑朗治河，花了惊人的钱帛，但确实起了很大作用，这两年不但黄河没有决堤现象，甚至汴河、济水到淮河，都很少发生决堤灾害。
水势是通了，能保住堤岸，但这时候又没有大型水泵，一旦暴雨连绵，内涝是免不了的。
这场古怪的大雨下得无比的大。
大到京城成了一座水上城市，大街小巷变成长江黄河，许多房屋轰然倒塌，淹死了许多百姓与牲畜。整个京城在水上漂着，皇城也不例外。赵曙一看不好，不管外面如何，不能让皇宫里到处充满了积水，不讲民情吧，这大半人深的积水，马上宫殿都能倒下，砸死了宫人不算，又得要花多少钱重新修葺？
便将大臣喊到崇政殿。
只来了十几个人，全部在忙着搬家呢。并且赵曙这样闹，大臣们也没了多少心思。
赵曙就问道：“诸卿，怎么办？”
文彦博皱了皱眉头。
见微知著。
赵祯朝时也发生过一次严重的内涝，没有这次来得急迫，内涝的水势也不及这次高，但来得更绵长。然而那次赵祯每诏大臣议事，谁个没有来？人心散了。
但什么也没有说，他才是真正的不插入也不反对。
这时候就看到大家对水利的精通知程度，本来是有一次机会的，若是程师孟未下放，便不会出现下面的悲剧。程师孟下放了，看似欧阳修精通水利，外面人也是这么评价的。实际不是，郑朗最后让欧阳修将河工收尾，主要是怕韩琦与欧阳修会不顾大局，坏河工的大事。郑朗做了保姆式的服务，所有的计划罗列十分详细，甚至具体到每一条小渠。再加上程师孟与周沆等良吏的主管，欧阳修收尾时出现浪费与耽搁了时间，才没有出意外。但正是保姆式的服务，导致欧阳修失去了一次戡磨机会。即便主持过河工，对水利，欧阳修其实谈不上多精通。
怎么办？
大家一起不发言。
赵曙说了一句常识姓的话，先将西华门打开，将宫中的水放出去。
汴梁城有四条大河，最北边乃是五丈河，出了东京城与金水河汴水汇合，下游直到水泊梁山。接下来便是金水河，原来金水河不通东京城，直接注入五丈河与汴水，但后人将它引入京城，直达大内西北，引入大内，用来洗涤或者灌溉大内的花草树木。里城的南部便是汴水，正中是鼎鼎大名的州桥。再向南就是里城的南门朱雀门，然后是御街，朱雀门与太学之间是呈倒u型的蔡水。
这种地形决定了两个因素，水运发达，水运发达便意味着商业发达。容易受到水灾与内涝。
汴梁未做为京城之前，在隋唐朝就是发达的商业城市，为了避免灾害，州衙设在汴梁城的高处。也不会高多少，整人京城地势平坦，只能说稍高一点。
后梁、后晋、后汉、后周虽立都，未大修过，仅是将州衙草草修了一下，就算是皇宫。直到宋朝治都，才逐渐完善。还是以州衙为中心而建的，因此宋朝皇城虽绝对地立在中轴线上，却向稍稍向北去了一点。
大内十几道皇门，唯独西华门最低，只要打开西华门，理论上是基本将大内的积水一起能排出去。
因为皆不懂，十几名大臣无一人反对。
天大地大，皇城最大。
一声令下，西华门放水。
这一放就不是那么一回事，水往低处走，一起冲向西华门。这本是计划当中的，可水却不是在计划当中。
首先就是面积，宋朝皇城没有紫禁城大，可也不小，包括后宫，还有诸司，紫禁城周长七里，宋朝皇城周长也有五里，面积也接近千亩。若是千亩面积的积水问题也不要紧。关健还有其他，一些人工小湖，还不要紧。还有一条致命的水源，金水河。
通向大内金水河是单独引过来的，属于支流，陡门不在皇城，也不可能在皇城，那多不雅哪。它在西北方向，若是金水河暴涨，陡门在哪里关上，现在也关上了。关健东南城内这一段并没有陡门节流。
西华门打开，宫内积水向西华门冲去，包括城内金水河这一段水也随之冲了过去。地形原因，中间高四周低，金水河水想泄走，必须沿着东边再绕到南边，冲入西华门。
有地方去了，哗啦啦地流着欢快，水势激荡，巨浪排空，一路而扫，连带着将大内东边的侍卫营房一起冲垮，淹死了一大批侍卫与马匹……自宋立国以来，皇宫里居然掩死了大批侍卫与战马，有没有过？
皇宫水排出去，可到处是一片断壁残垣，以及人的死尸，马的死尸，君臣更是目瞪口呆。
救灾吧。
不但要救城内百姓，还要救皇宫，委托盐铁副使杨佐与入内押班张茂则维修西北班屋，权度支副使李肃之与景福殿使石全斌维修东边班屋。又让八名大臣与大使臣度工督役，殿前副都指挥使郝质、步军副都指挥使宋守约提举修造营屋，不仅是督皇宫的工，也度城内的工，城内同样也倒了许多房屋。虞部郎中来令孙等八臣赐死诸军民钱，葬祭其无主者。
淹死的禁兵与百姓仅是有名有姓的就达到一千五百八十八人，无名无姓的更多。
百姓不要紧，关健是在皇宫里居然淹死了好几百名禁兵。
主要还是不懂水利，若懂，先从高处数门放水，等宫内积水稍小一点，再打开西华门，水势不会那么激，也就不会发生这种悲催的事。
但就是发生了，赵曙也不懂。
翻看史书，还是宋朝第一遭，加上他自己心中也清楚，干的这些事儿确实不怎么地道。
害怕了，下了罪己诏，乃者庚寅大雨，室庐垫伤，被溺者众，大田之稼，害於有秋。灾变之来，曾不虚发，岂朕之不敏于德，而不明于政欤？将天下刑狱滞冤，赋繇繁苦，民有愁叹无聊之声，以歼顺气欤？不然，何天戒之甚着也？中外臣僚并许上封事，言时政阙失及当世利害，可以佐元元者，悉心以陈，无有所讳。执政大臣皆朕之股肱，其协德交修，以辅不逮。
两制官员先是草诏，说是执政大臣其惕思天变。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正是你与几个宰相沆瀣一气带来的。
赵曙一看，不能写，一写说不定连自己都保不住几位宰相，于是说：“银雨为灾，专以戒朕不德。”
王珪软了，改成了执政大臣皆朕之股肱，其协德交修，以辅不逮。
韩琦逃过一劫。
一场大雨，“证明”了许多事。
吕大防进言，为什么会有这场大水，八条原因，主恩不立，臣权太盛，邪议干政，私恩害公，西北连谋，盗贼恣行，众臣失职，刑罚失平。不仅是濮仪之争，国家已经乱了，王法不公，有边患，百姓也不安份了，主要原因就是皇上你没有做好，还有那几个权相又歼又邪还违例地掌控着过多的大权。
司马光说得更有针对姓，三条，对太后不恭（你是蠢子），对两府弄权不查，不听台谏善言。
贾黯更说白了，二三执政建两统贰父之说，故七庙神灵震怒，天降雨水，流杀人民。看到赵曙不听，正好生病，于是引疾求去，这一病病重，临终前还遗奏数百言，让赵曙早以赵允让为濮王，而非是什么皇考，以安天下臣民之心。
吕诲说，《五行志》曰：简宗庙，废祭祀，水不润下。乃者濮安懿王一事，始议或将与仁庙比崇，终罢追封，不及燕王之例，礼失中而孝不足，是亦几乎慢也。为什么有这场水害，就是濮仪过了，上天在惩罚。
赵曙忽信忽疑，不敢吭声。
水灾过后，暂时太平无事，赵曙未再暗中授意韩琦提及皇考一案，但也未定落赵允让止授一王追赠。
韩绛倒是中规中矩进了一谏，不仅是水灾，国家财政渐渐不良。西方用兵，再加上这场水灾，财政渐渐更加吃紧，皇上，你还是将某人召回来吧。
慈善会刚成立不到两个来月，就来了这场水灾，表现十分完美，前后筹得款项达到两百万缗有余，及时地用在灾民身上，几万户百姓受益，也及时缓解了一部分朝廷财政压力。
但还是不够的，两百万缗钱放在灾民身上，确实使许多灾民解脱出来，但放在一个国家身上，算那一门子。
在大灾害面前，赵曙居然听了韩绛的话。
可此时司马光却默默不言，偶尔也与郑朗书信来往，郑朗写得不清不楚，但说了一句话，黄河不发生数次决堤，朝廷就不会有勇气进行那么大的河工。没有侬智高，朝廷就不会让自己南下。司马光明白了，不烂到一定时候，让上下都感到巨大压力，郑朗是不会出山的。
诏书下达，郑朗根本不会出来的，以丁忧拒绝。
过了一个来月，水害过去，赵曙渐渐再度遗忘。
九月下旬，同知谏院蔡抗因过崇赵允让，指陈切至，涕下被面，赵曙亦感泣。蔡抗认为赵曙大约改悔，又以京师大水，推原大臣过错，殿前说对，于是诏书改为知制诰判国子监，罢了谏职。
十月，以司马光与吕公著为侍读，非是给赵顼侍读，而是给赵曙侍读。司马光接诏后，先是愕然，一会儿恍然大悟，立即上书道：“臣在谏职已有五年，前未有如此之久者，惟求知竭报国，因此与人立敌甚众，四海之内触处即能相逢，常恐他曰让子孙无容足之处。然不敢无故求出，不意想到朝廷更加奖擢，仍居旧任，既荷宠禄，则卒无得出之期，祸败罪诛，必不可免。愿赐哀矜，收还新命，许臣待制河中府，或者襄虢晋绦一州（此五州府正好有缺）。”
诏不许，但免去了司马光谏职。
范纯仁大惊失色，私下里找到司马光说道：“君实兄，此乃大道垂危之时，你为何离开谏院？”
司马光叹了一口气，说道：“非是我不想谏，也不是不想维护国家体制，礼法，尧夫，你想一想，连老天都不怕，还能说得好吗？”
范纯仁先是张口结舌，后是一愁莫展。
司马光又道：“有没有写信给郑公？”
“没怎么写。”
“你们这一家……”司马光说不下去，主动要求退下，是存了私心。能劝好赵曙，他还是想劝的。然而这么大天灾面前，才过一个月，赵曙又在打小主意，自己还能劝好么？上书说祸败罪诛那是夸大其词，但若继续呆下去，成为某些人眼中钉肉中刺，必然不会有好下场。面对范氏一面，司马光自感惭愧，改了口气说道：“写一写信问问郑公吧。他会给你答案的。”
这是六师弟，不然司马光根本懒得解释。
各有各的想法，曾公亮也感到象韩琦这样折腾下去不大好，于是进奏，先朝枢密使兼侍中，在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之上，今文彦博至，乞班序如故事。
想用文彦博来分韩琦的权。
从之，文彦博也位于韩琦班前，不过文彦博十分聪明，站班于前，可一声不吭，韩琦对也罢错也罢，与俺们没关系。俺们不参与，但也别指望俺与韩琦做对。
年关将近，宋朝与辽国两国要派贺使贺对方的元旦节。宋朝此次派的贺使比较多，一共三人，一个知谏院傅尧俞，另两人乃是侍御史赵鼎与赵瞻。诏书一下，三人不得不准备出发，吕诲急了，上奏说道，台谏者人主的耳目，中外事皆得风闻，盖补益聪明以防壅蔽。臣马天圣景佑间，三院御史常有二十员，其后益衰减，乃是执政者不欲主上闻中外之阙失，然而也不下十几人。
这里说的仅是御史台，还不包括谏院。
御史台机构不仅包括言臣，还有检法，主薄，推直，管勾，令史，知班等官吏，后者没有言事权，仅是御史台的副从官员。真正有言事权的是一名御史中丞，一名侍御史，两名殿中侍御史，六名监察御史，这十名言臣是最基本的也是必不可少的。除了这十名言臣外，还有临时的言臣，称为里行，御史里行使、殿中里行使、监察里行使，多者十几人，少者仅几人。
吕诲说的二十几人，就包括十几名里行。自从张贵妃死后，赵祯有点倦政，大病后更加倦政，比如庆历时太监绝对不敢对政事指手划脚的，张贵妃死后，太监就能了。
若不是考虑到郑朗带来的影响，后期数相当中，庞籍做得最好，很快因为做事就必须得罪人这条定律下去，后期文彦博与富弼，再到韩琦，一个比一个差。真比较起来，并不及贾昌朝与刘沆或陈执中。宋朝积贫积弱正是从文彦博二次为相，开始逐渐积留，韩琦与赵曙将它推向巅峰。
郑朗强行推荐庞籍，使情况稍稍好转，改变的也仅是经济，言臣并没有改变，诸相不想听言臣的罗嗦，越来越少。当然，也不能将责任一起推向富弼韩琦，主要还是皇上不作为，包括赵祯晚年的不想作为。
但无论怎么说，不提谏院，就是御史台也要保留十名言臣，这是底线。
然而呢，现在御史台言臣仅有五人，就这个五人，还让两人出差。谏院那边也不对，原来除了知谏院外，还有其他言官。天禧时有左右谏议大夫，左右司谏，左右正言六名谏官。不久缺而不置，天娥手中再设，知院六人，以谏议大夫，司谏与正言充任，其他官员充任的称为知谏院，也就是说员额最少得有六人以上。
现在呢，变成两个人，就这两个人，司马光迁领他职，剩下一个活宝傅尧俞居然还让他出差契丹。人数不对，再说奏章，原来封章虽说不能十上十报，最少能报五六，现在封章十上，报罢**。自古言路壅塞，未有如今之甚，臣私自为圣朝羞之！
书上，报了。
不要要言臣吗，给你一个言臣，邵必权知谏院。
吕诲傻眼。
不能说邵必是坏人，但他是那一边的人，看看履历就清楚了。赵祯崩后，选为颍王府翊善。这也不能证明什么，例如韩维。关健是后面，于群主殿中对，赵曙访世事，邵必对之，赵曙夸奖道，学士真国器也。于是让他与欧阳修同修起居注。他与欧阳修乃莫逆之交，这样的大臣到了谏院，还不清楚吗？
一个不够，再来一个，以给事中天章阁侍制彭思永权御史中书，不能证明他与韩琦、欧阳修有什么关系。但以前在濮仪案上此人一直沉默不言，天知道他与二人有没有什么不诡的关系？
邵必没有误会，对彭思永还真有些误会了。当时吕诲、吕大防以及范纯仁三个言臣心中的悲愤无法道出。元旦节到了，三人忍无可忍，范纯仁呆呆地听着外面的鞭炮声，又想到了司马光那句话，连老天都不怕，还能有什么办法？不过他多少沾着范仲淹的姓子，老天都不怕，但俺们要尽到言臣的职责。
在赵曙临去世一年前，最黑暗的时刻终于降临人间。